前言
英雄與朋友
我第一次見到亨利.卡提耶-布列松(Henri Cartier-Bresson)是在一九九四年。當時我以記者而非作家的身分,敲了布列松靠近勝利廣場的工作室大門。這是他專心作畫時的隱匿處。當他終於答應接受採訪時,訂下一個條件:不接受採訪形式的採訪。還好我早知道他愛唱反調,於是我提議以「對話」方式進行。然而,以我對他以及他的作品所懷抱的無上崇拜與深深迷戀,就算他只請我喝杯茶就打發我走,我也無法拒絕。
第一次會面令人難忘。我們在閒聊中漫遊他的種種生命記憶,花了不只五個小時,話題的推進只憑藉直覺與隨想,而非按照訪綱。沒有什麼比這樣的穿梭時間之旅,更能創造出一種清晰的歷史視角。在他所走過的歷史中,那一幅幅混亂時代的景象,使我在離去時仍感受到強烈衝擊。
我們回憶起二十世紀的種種——引領風潮的人,以及背負起象徵意義的場所。但在這趟回憶之旅中,我們喚起的與其說是事件本身,不如說是那些事件形成前的一個個「瞬間」,彷彿旅程就某方面而言比目的地更為重要。他不提日期,甚至只喚起一些非常生動的印象和輪廓。卻又在我最意想不到之處,精確地描述細節。
當一日將盡,天光漸弱,布列松甚至沒意識到要開燈。但這無所謂。他備茶時,我環顧四周。室內的陳設簡單而稀疏,相較之下書房裡汗牛充棟,堆滿了藝術書籍和展覽圖鑑,裝訂處因頻繁翻閱而磨損。牆上掛著幾幅用玻璃裝裱而沒有加框的畫作,包括父親的素描、叔叔的水粉畫,以及兩幅攝影家的攝影作品:一幅是匈牙利攝影家師馬丁?芒卡西 (Martin Munkacsi)於一九二九年前後所拍攝的作品——三個裸體黑人男孩躍入坦噶尼喀湖的逆光背影;另一幅則是墨西哥裔攝影師卡薩索拉(Agustin Casasola)拍攝於一九一七年的作品,畫面中是龐丘.維拉(Pancho Villa)和埃米利亞諾.薩帕塔(Emiliano Zapata)的一位戰友, 他站在一堵牆前,面朝行刑隊,雙手插口袋,嘴叼香菸,對將臨的死亡回以嗤笑。第一幅作品傳達出最自然而強烈的「生之喜悅」(joie de vivre);第二幅作品則捕捉了死亡避無可避的當下,獲得全然解?的瞬間。
除此之外,沒有其他作品—更令人驚訝的是,牆上沒有一件作品是他的。
「對話」重新展開,而且更為激烈,不過前提是我必須對他的付出給予回饋。意味著我必須回答他的問題。當我拿起茶杯,他突然靜默不語,並直視著我片刻。然後他淺淺一笑地說:
「剛才你問我是否還繼續攝影。」
「對。」
「我剛剛就拍了一張你的照片,只是沒用到相機—這樣拍也很好。你的眼鏡上緣與身後的框頂正好平行—相當驚人。我不會錯過拍攝如此完美對稱的機會??就在一瞬間,完成!好了,我們剛剛在聊什麼?喔,對,甘地??你知道蒙巴頓伯爵(Louis Mountbatten) 嗎?」
話題回到印度獨立時期,並自然地導向中國,以及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解放中國,然後直接轉向蘇聯;之後我們又談到路易?阿拉貢(Louis Aragon) ,還有布列松在人民陣線時期的日記,也因此聊到導演尚?雷諾瓦(Jean Renoir),當然也談論到對繪畫的影響,如此等等,無所不談。這個人透過他的專業,有幸周遊於塑造了整個二十世紀的卓越人士之間。
談話接近尾聲,我蒐集了大量珍貴材料,並深深入迷。假使一切就此結束,這段午後的「對話」本可能只會轉變為一則人物簡介,登在我所工作的報紙上。但事情發生了,離別時,我受到某種難以言喻的事物所驅使;他在談論戰爭時語多保留,讓我感到挫折。儘管可能冒犯布列松的這份謹慎,我再次詢問了他在德國的戰俘歲月,擁擠的生活環境,失敗的幾次逃脫。他似乎陷入了沉思,凝視遠方,然後他開口了。他透露得越多,我就越確信這種親密的信任,很可能使我們從此變成完全的陌生人。他親口向我承認,他曾對一個巴黎的計程車司機吐露許多從沒跟人提過的秘密,只因確信自己從此不會再見到此人。
當他回憶起那些遭到告發、拷打和射殺的戰友時,他哽咽了。他喃喃唸出他們的名字,別過頭去,無法忍住眼淚。
當我終於離開亨利.卡提耶-布列松的工作室,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寫一本書獻給他,而不僅僅是一篇文章。我將為他的每個身分而寫:重拾畫家生涯的時代攝影大師、跋山涉水的記者、活過艱困年代仍晏然自若的冒險家;渴望逃脫束縛,同時又迷戀幾何的男人;不願靜下來的佛教徒、拘謹的無政府主義者、頑固的超現實主義者、圖像世紀的象徵;傾聽之眼。這個擁有無數面向的男人,首先是個法國人,生活在他所屬的世紀中,我將從這裡寫起。
從第一次見面到他二??四年去世,十年的時光推移,我們在各種場合見面、交談、傾聽、觀察彼此。一旦適應彼此,這持續進行的對話就禁得起多次的長時間中斷,因為只要重拾話題,就好像昨天剛分開。通過電話、信件或傳真,隨時可以接續對話,直到其中一個對話者終於離開,才自然地結束。
很長一段時間,布列松不知道這會是一本傳記。傳記這個詞嚇壞他了。實際上,他從未讀過傳記,他的藏書可以證明。獻一本書給他,有如拍攝一幅他的肖像——或更糟,像會令他頭暈目眩的閃光燈,那正是他討厭的。面對這樣的「審問」,他會爆炸,他會揮舞刀子並威脅入侵者,將對方視作敵人。他對別人所做的,有一天別人也可能施加於他,這是他永遠無法忍受的。同樣地,閱讀自己的作品回顧,某程度就像在閱讀自己的訃聞草稿,而採集自己的傳記素材,就像在為自己的墓碑挑選石材。「活在當下」是他唯一奉行的哲學,因為生命此時此刻正在搏動,而現實已成為過去——這正是他從他的徠卡相機所學到的。
這不會是成為讓布列松在傳記中有所保留的託辭。他從來不想撰寫回憶,也沒什麼好隱晦。他用舉出偉大的作家和他們的著作做為庇護,想證明他反對「傳記」這個念頭是對的。普魯斯特當然能夠將作品和他個人分開來看,那部偉大的小說是他的另一個自我的產物,而不是出自那個在交際場中招搖,書信中所描述,受社會風俗或私房密語所背叛的自己。竇加在晚年對文人多所抱怨,批評他們只是說書人。對布列松來說,這件私下進行的事與他人無關,而他的作品必須保留其神祕色彩——然而,到了某個特定時間點,例如某天這些素材很不妙地非得寫成傳記,他也不會改變他的生活方式。
我完全可以接受他的態度。然而當我越深入他的種種矛盾,就越發現追求和諧與壓制混亂之間的衝突。他內心的平靜,有賴於這衝突的調和。我不覺得我有任何權力攪擾他人生的最後階段,直到我意識到他的整體存在,皆由他的反抗哲學發展而來。所以我決定跟隨大師的榜樣,做個不服從的傳記作家。
撰寫你認識的人這件事有些特別。你的優勢容易成為你的障礙。作家必須來回於兩個極端,保持批判力的同時,也必須對主題持續著迷。要在滿足好奇心與緊咬他人失檢行為間保持平衡。滿足這必要條件才稱得上公正的傳記而非侵犯他人的小報。但是當傳主仍然活蹦亂跳,其肖像還在拼組成形時,到底要如何叩問其靈魂深處?
一方面,即使問到最無關緊要的資訊,也能從中得出微妙的樂趣。但另一方面,傳主就在你身後盯著你寫作,這感覺可不太妙。如果班傑明?迪斯雷利(Benjamin Disraeli) 逐頁細察傳記原稿如何敘述他的每個事業階段,像安德烈?莫洛亞 這樣出名的作家會如何反應?就我而言,我可以誠實地說,我開始了一段全新的美好冒險:我的英雄成為了我的朋友。
像朋友一樣輕拍傳奇人物的肩膀,探索一個名人,甚至親身記錄一國之瑰寶,是一種奇怪的感覺。但是他只會聳聳肩膀,或揮揮手拂開這無關緊要的話題。這些漂亮的恭維之詞,對他來說只是過多的空話。甚至連「藝術家」這無從指謫的名稱,對他來說也是一種詛咒,因為他認為這概念源自十九世紀的布爾喬亞。
好吧,有道理。不過,面對這個與我年齡相差半世紀,卻在熟稔之後願意坦誠心扉,允許我用親近的「你」(tu)相稱的男人,我該如何重新追溯他的非凡人生呢?當然,他擁有很多朋友,也從不會用疏遠的「你」(vous)稱呼同儕,總是一貫地坦白直率。但,傳記作者是否有權使用他聽到的所有資料?在什麼情況下,應該酌量記錄真實?
對略有所聞的人來說,他就是卡提耶-布列松(Cartier-Bresson)。對於同行人士來說,HCB這一大名足矣。他的親密交友圈更喜歡他向超現實主義致意的「恩利?卡?—布列」(En rit Ca-Bre)。還有人叫他亨利(Henri),彷彿世界上只有獨一無二的亨利。所有人對於他是誰,都有自己的想法。這些都有助於我們對他瘋狂、天才和較為黑暗的面向了解一二。我們所有人都貢獻自己所擁有的真實,都曾捕捉到一部分那個與我們為友的人。我的觀點是構成這所有意念的其中一片馬賽克磚。然而,傳記作者和肖像畫家,兩者皆是中間人,必須在對象與他以外的世界之間充分協調,以安撫每個人情有可原的好奇心。
這個被認為不可思議的傳奇人物,從不迷戀自我標榜。他幾乎不在電視上露臉,也不在廣播中獻聲,報章媒體上也很少見到他的新聞。他非常樂意遠離那些伴隨名望而來、不可避免且令人討厭的陷阱,更無心更正許多人誤以為他已逝的印象。
他是急躁的化身,但也充滿好奇心、義憤、熱情和暴躁。他是一個無法保持沉穩或控制自己脾氣的狂熱思想者——對他而言,生活離不開運動。他的躁動不定為他帶來種種困難,然而他也把自己的古怪轉化成優點。可以從容地享受惹怒他人這檔高貴的樂事,帶給他更大的私密樂趣。但是,想想他一生中見過的所有景象及所有經歷,那真是令人頭暈目眩。
簡而言之,儘管他反對這個稱號,但他絕對是位藝術家。回顧一個人的生命並重新審視他的工作,也就是在講述他的視野。
生活就像一座城市—要了解它,你必須迷失其中。這就是我採取的方式。我以無特定順序探索布列松的內心世界,花了無數日夜閱讀有關他以及他所寫的一切。我沉浸在檔案中,從某種意義上講,我希望永遠都不要浮上來。我也向他的朋友發問——並偶爾想起詩人馬克思.雅各(Max Jacob)的話:「每當談到某個熟悉的『偉人』,人們總會微笑,因為名聲和睡袍之間有明顯的差別。」我一次又一次地凝視他的照片,彷彿第一次發現它們。然後一遍又一遍地凝視畫面中的人們,並對於時間似乎不再從他們身上流過而感到驚奇。我仔細聆聽他從一波波翻騰記憶中,找出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故事。
我們不知道過去為我們保留了什麼。生命中有些事只有本人才能夠知曉,而同時某些事實將永遠遺留於文件和紀錄之外。這是好事,因為如果一切都能夠訴諸邏輯準則,就不會有任何奧祕留下。當事實像珍珠一樣串接,為嵌入特定圖案而製作,代價便是犧牲所有詩歌,並因此給出錯誤的圖像。如果你將不可知的事物排除在外,那麼知道一切又有什麼意義?當我們試圖理解藝術作品,其中往往存在某種無可言喻之物,使得作品本身超出了最具說服力的分析範疇之外。因此,意義來自圖像沒有顯露之處,而那隱藏的世界暗含在照片中。像布列松這樣的觀察者,擁有的便是這樣的視野。比起珍珠,他對於串起珍珠的繩子更感興趣。真實不會在全面而詳盡的連串事實裡被發現,而是在那之間浮現。
列出他走訪過的國家沒有任何意義,因為他幾乎全都去過了。列出他所描繪的偉大人物也沒有任何效益,因為那些人物在公眾心中的形象幾乎都是由他賦予——確實,列出逃避他鏡頭的人會更有效率。但是,你不會希望一個視野中帶著詩意的人提供一份完整的世界人口普查,尤其當你得知,少數他留在床邊的人文觀察者作品,是出自普魯斯特和塞尚之手。他真正參照的,不是攝影,而是文化。
如果你試圖理解布列松,你必須捨棄傳統的時間概念,而用另一個(有時不合時宜)的方式來代替,在這種情況下現實的曆法不一定與情感的曆法相對應。你必須想像這時鐘的時間,不是人類的時間,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在韻律,如果將某人的生活事件與他的個人邏輯分開敘述,就像試圖通過閱讀劇本來體驗歌劇一樣徒勞。普魯斯特曾清楚指出這種想法,又說:「在困難層疊的日子裡,人們需要無限的時間向上爬,而在順行下坡的日子裡,人們可以快步歌唱。」
布列松就是這樣生活,他不僅僅是旅行,而是旅居在外時也不曾考慮何時回家。這不是耍嘴皮子,因為這就是他認識世界的另一種方式。他的工作舉目皆是如此。雕刻家羅丹也有如此共鳴,他說:「你如何付出時間,終將獲得回饋。」正因如此,梳理這樣的人的生命時,探索某些事件對他的以及我們的記憶各別產生何種意義,會比單純地清點這些事件要帶來更多收穫。
某天晚上,我問他對尼古拉.德.斯塔埃爾(Nicolas de Stael)的世界觀有何看法,他跳起並以腳尖站立,從高處俯視我,並以洞穴回聲般的隆隆聲響回應:
「斯塔塔塔(Staaal)……斯塔塔塔(Staaaal)…….」
我以為我非常了解那位畫家,但我並不知道布列松所想起關於他的事—那位畫家的身材魁梧,低沉的嗓音令所有見過他的人印象深刻。音色很重要:舊錄音可以傳遞質地並重現其音調,但永遠無法捕捉到人的靈魂。握手的緊實程度也可使你稍微了解對方—掌心緊貼會使你感覺到皮膚的紋理,並刻印在記憶中。某種語調或壓力,有時會比自白透露更多信息。布列松握手十分有力,反映了他充滿活力的整體性格,他說話時有自己一套從舌尖細精巧地發出聲音的方式,反而透露出他無意強調的成長背景。
如果出名有好處,他也喜歡保持神祕的好處。他渴望名聲,但前提是維持不為人知。他宣告自己打算英年早逝——但越晚越好。對於一個在路上被攔下並問道他是不是布列松時,會回答「也許」的人,你又要如何論定他呢?
他的世界觀的演變,即在來自他終其一生都在問自己同樣的問題:「我為何活著?」——答案不曾找到,因為沒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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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耶.阿索利納(Pierre Assouline)
二??四年十二月,巴黎。